这两天看了一本书,是一个印度作家写的,叫《老妈的旅行箱》。写的是一个印度妈妈,带着两个装满金饰的旅行箱,来到了荷兰,嫁给了他的爸爸。妈妈用两个旅行箱以及自己的胡搅蛮缠,换了他们的第一栋房子。后来房子越换越大,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中产精英,可是他的印度母亲,那个曾经颠沛流离的女人,在他的眼里是个永恒的奇葩。妈妈有严重的囤积癖。她可以一趟趟往返即将结业的清仓超市疯狂购物,包括成箱的猫粮,搬进那个没有养猫的家。失灵的收音机,生锈的自行车,没有荧幕的电视机,全部都“收藏”。

他们搬家曾马不停蹄搬了28个小时,才把妈妈的一箱箱“垃圾”都转移。每一次旅行妈妈都会带十几个箱子,避免不必要地被旅游景点骗钱。爸爸妈妈去机场的时候,爸爸必须要穿着一件特别重的外套过海关,因为行李总会超重,妈妈强迫爸爸把箱子多余的重量以这样的方式带上飞机。一般情况下都相安无事,不过有几次检查的时候,爸爸不得不把藏在身上的10公斤巧克力,又或者是藏在外套口袋里的一个平底锅上交海关。

这个时候爸爸的长相就成了妈妈的攻击点:你为什么不梳好头发?在妈妈看来,爸爸不把头发梳好,看上去就像跟一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没有区别,这样就会吸引海关人员的注意。导致爸爸的人生箴言就是:不要娶一个印度女人/我要是新德里的一只老鼠就好了。妈妈除了有这种近乎病态的囤积欲之外,还坚信免费的总是好的,哪怕以不要脸的方式。作者的大哥,也就是妈妈的大儿子有智力障碍,于是妈妈去哪里都会带着自己的大儿子,因为大儿子有政府颁发的“免费交通卡”,她要求其余两个儿子在不带大哥的情况下,尽量用双腿移动,省下路费。

妈妈带大儿子去法国古尔德马萨洞穴朝圣时,其他的朝圣者都是买圣母玛利亚形状的瓶子,把罗尔德的圣水当做纪念品带回家,而妈妈把自带的6个大水罐,装满了180升的水。其他旅客的嘘声冷眼,妈妈熟视无睹,胸有成竹。妈妈还有旺盛的控制欲。她不允许做医学研究的爸爸,在家里工作。爸爸只能躲在在洗手间写跟前列腺有关的文章,妈妈会冲到厕所,像班主任那样撕掉爸爸的书。作者本来能够成为印度的奥运冠军,妈妈亲手打走了他的伯乐库马先生,希望他最后能做一个律师或者医生。

当他的二哥从摩洛哥带回来一个伊斯兰未婚妻的时候,妈妈崩溃了,坐在哪里喃喃自语:我的一生都白费了。这句“一生都白费了”以及发散的“我的人生都是为了你们啊”同样出现在作者决定辍学去当作家的时候。是不是很熟悉?很像中国母亲,代入感很强,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压抑,想迫不及待地叛逆。因为真实到有些残忍,以至于作者坦白地透露,妈妈得知道他要写这本书,非常生气。

但作者似乎是用一种母亲无法理解、甚至误解的梳理方式来与母亲达成和解,他在描妈妈的糟粕时,采取的是魔幻幽默的春秋笔法,给密封逼仄的房间吹进了一丝氧气。他还时时穿插着母亲的生平。他写“我妈那遥远的过去一片漆黑,我知之甚少,羞愧是一把锁紧紧锁住了她的嘴巴。”母亲出生在巴印冲突最激烈的那一年,印度人被蹂躏杀害,几百万人丢下自己的家,母亲一家人逃到了克什米尔,一到那战争就爆发了,又得逃命,不断地忍受饥饿。

所以当作者远渡重洋去印度寻根,在大街上看到如今仍然在乞讨的母婴,他想起了母亲的一个心愿:把那些破烂,送给印度苦难的孩子,给他们带去幸福。她囤积,因为她经历过食不果腹。而母亲也曾经作为一个护士,爱过一个断了腿的船长,那是一个富贵人家的长子。她被船长的父亲赶出门。船长的律师父亲对妈妈说,给我滚出去,永远也别再回来。

当父亲爱上他母亲时,妈妈的悲伤基本已经成型,仿佛一件用黑线织成的上衣。母亲年轻时,在田径上拥有惊人的天赋,所以她床头有7个奖杯,一层黑乎乎的铁锈,年复一年擦拭。她控制,因为她最终得到的人生,与爱情和梦想都无关,求证的过程太痛苦,让孩子直接到达安稳现实不对吗?

他没有给母亲任何一个行为做辩驳,只是悄悄标上了时代的注脚。最重要的是,那个本该让母亲引以为豪的大儿子,是一个弱智。母亲整整10年的时间,慢慢变成了一个被占有的女人,占有她的叫做希望。这位印度母亲最终放弃了和小儿子的博弈,她说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,编造扭曲事实,可以改写历史,什么都行,就是不能写我放弃了希望。因为她最终把大儿子,送进了特殊人群福利院。

小儿子也有了儿子之后,才开始动身试图打开母亲嘴上的那把锁。他体会到,当舐犊之情施而不得,一生都在希望中自我麻痹、鼓励、绝望的母亲,注定与温柔、善良、平静绝缘。她的暴戾疯癫,命运与自身各承担45%的责任,还有10%,是190cm的大儿子,打在瘦小母亲身上的拳头。

我觉得当一个人渐渐长大,与父母的对抗都会随着时间正比软化,这种柔软刚开始是所剩无几的时间、与成为社畜后的孤独,双力压迫下的不忍与同情。但真正开始和解,是我们走到了生命同一个节点,以及有了耐心和悲悯去探索父母的过去。囤积欲、控制欲、道德绑架,以及对这个世界过时的自我偏执,那灰线就蜿蜒在那里,只看你愿不愿索骥。

我曾经抱怨妈妈说话声音太大声,有损市容市貌,那是年轻时在纱厂做女工落下的后遗症,只有大声讲话,才能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交流。

她们可能也会要求我们做公务员、考国企单位,抱个铁饭碗,因为她们经历过下岗。又有多少妈妈,禁止女儿远行。因为她们那代人,相夫教子,人生是隐藏的文件夹,女孩子都是雪花命,落到哪里是哪里。她们不希望你做那个筚路蓝缕的开山人,只为证明女人也行,太累了不是吗?她们甚至对你的婚姻指手画脚,给出一个「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来人老实你还想要什么?、男人总是要回家的,你要懂事、离了婚别人怎么看?的婚姻大纲,因为她们有一世的痛楚,在脑内心里给你折算最保险的安全牌。

时代给她们种下了太多的种子,根深蒂固地长成树,无论树冠是否参天迭翠,都想荫庇儿女。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了我妈的行李箱,无论是我上大学、工作、成家,我妈带来的行李箱比她人还高大。有意思的是,一直到我三十多岁定居香港,去接来探亲的她,都要在香港街头,和五十多岁的她,开展一场箱子争夺战。她的固定话术是你拎不动」。

我当然知道很重,里面总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,比如洗好打包好的水果,做好的饭菜、她觉得全世界最舒服的阿依莲色被套。上学的时候,碍于经济实力不足,只能全盘接受压迫式的投喂。成家立业之后,那一句“这些东西哪里买不到啊?”终于长吁出了口。

我不明白物质极大丰富、快递四通八达的时代,为什么要拎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,上演一场舟车劳顿不必要的温情。

上一次我妈拎着那个最大尺寸的箱子来到香港,在里面塞了整整一大包的鲳鱼和带鱼,欢呼雀跃地过了海关,带到了我家。因为海味味道太大,我妈把那袋鱼放在了厨房,第二天一早就被布兰达当作垃圾扔了。我妈当场血压飙升,带着布兰达去楼下垃圾桶里翻,拦都拦不住。

在被破瓶子划破手之后,我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更憋屈的是,由于语言障碍,她没办法朝布兰达骂骂咧咧,只能坐在沙发上嘟嘟囔囔。

我看着又心疼又好笑,安慰她说晚上带你去吃海鲜。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,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:这不是钱的问题,是我一大早去买的。至今她对于那一袋鱼还是耿耿于怀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终于在最近得到了确切的解答。

在我到上海隔离出狱的第四天,香港的疫情越来越糟糕,我决定强制让留守港村的三个人也到上海来隔离。

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前一天,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泡在超市里,吃喝拉撒都备齐了,为此还买了一个新箱子,一个新行李袋。

第二天我提心吊胆等着他们的隔离点信息,他们的大巴一到崇明收费站,我就拖着大包小包打车追赶,一路更新地址信息。等他们到了隔离酒店填完表格,我也追到了森林公园里。

远远地看着哥哥妹妹,喊话了一句“妈咪在这里”,就把箱子递给了防疫人员离开了。

回程的车上我就迫不及待和他们视频,想看到他们打开箱子眼里的晶晶亮:他们早餐爱吃的肉松、打牙祭的零食、饮料,补充维生素的水果,还有解闷的小玩具、画笔。连他们的牙刷,我都买了妹妹喜欢的艾莎。

我顿时彻底理解了我妈的箱子,她想看到的是我的眼神,那种童年里吃到会放光的眼神,与那种食物挂上了钩,成了母爱的巴普洛夫反射。她还想填充我的时间,看不到我的时间里,当我与她购买的好东西发生了生活的关系,她就得到了一种确定的安全感。

所以我会来回162公里,去送“哪里买不到啊”的东西。她丢的不是一袋鱼,是越来越少的、很珍贵的、属于她孩子眼里,她记忆里亮晶晶的东西。我又想起她在香港街头,固执地拖着那个比她还重的箱子,把我衬托成一个吊儿郎当的不孝女。大概每一个母亲,都想多一点“你还是小孩子”的时刻吧。